当国营粮食部门和私营粮食龙头企业低价收购完农民手中的粮食后，粮食价格将不会再继续维持低价不变。到时，不仅粮食龙头企业要涨价，经济学家们也会出面游说政府提高粮价。

　　什么都涨疯，只有粮价不涨

　　据农科院黄季琨教授数据：2007年7月以来，全国猪肉价格月同比增长幅度平均达71%，食用油为40%，蔬菜为23%，粮食仅为5.3%。什么都涨疯了，只有粮食价格非常稳定。最近几个月，国际大米价格一路飚升，国内大米价格却出现了回落走势。

　　去年7月份以来，由于CPI一直在高位运行，政府面对高CPI压力，采取的措施似乎主要有两个：一是释放库存，压低粮食价格；二是提高银行准备金率，收紧流动性。虽然政府压低市场粮价非常成功，但CPI并没有因粮价下降而回落，反而居高不下（年初计划控制在4.2%，前两个季度实际达到8％左右）。

　　为什么政府唯独压低市场粮价取得成功，而其他商品价格却一路疯狂呢？其实答案很简单：政府要低 CPI，粮食企业要低价收购农民即将丰收的夏粮，低粮价是政府和企业“合谋”的结果。说穿了就是，政府和粮食企业在现阶段都需要压低粮价，以低于政府规定的“保护价”收购农民手中的夏季新粮。假如只有政府想压低粮价，企业不愿意，政府想压低粮价是难以做到的。

　　为控制CPI而压低粮价已经不是理由

　　一种普遍认同的说法是：粮食价格上涨，什么都会跟着涨；控制物价，必先控制粮价。这似乎是经济学家的共识。现状却是，粮食价格在相对下降，而与粮食相关的商品价格都在疯狂上涨，使得经济学家们的共识变得荒谬可笑。去年年底，北大、清华等权威经济研究机构都做出了CPI已经见顶或即将见顶的预测，但却与后来的实际走势完全不符。

　　在粮价稳定，而其他商品价格照样疯狂的情况下，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们为了控制CPI，将粮食价格强行控制在底板价位是不科学、不合理，甚至不合法的，难免有欺负或牺牲农民之嫌。据湖南等地的调查，现在农民种植水稻几乎已无利可图。笔者很担心，中国农村会再现1990年代“农民真苦、农村真穷、农业真危险”的状况，使中央“扩大内需、科学发展、共同富裕”的决策成为空话。

十月前粮价必现“惊险一跳”

　　夏粮马上要上市了，和去年相比，今年“保护价”比去年提高了4％～9％。我相信，政府和企业一定会和往年一样，心照不宣地按照“保护价”收购农民手中新粮。面对国际粮价远高于国内粮价的局势，一些农民也许会惜售，夏粮实际收购价格会有所上浮，但更多农民急于要钱投入下季生产，不得不屈服政府粮食部门和私营粮食龙头企业的价格联盟，不得不依照“保护价”贱卖手中新粮。

　　当国营粮食部门和私营粮食龙头企业低价收购完农民手中的粮食后，粮食价格将不会再继续维持低价不变。到时，不仅粮食龙头企业要涨价，经济学家们也会出面游说政府提高粮价，理由会相当充分。例如，遵循市场经济规律，防止中国低粮价补贴全世界；防止粮价出现报复性反弹，导致恶性通胀危机；粮食涨价是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和保障粮食安全的需要；等等。这些理由确实相当充分。所以，笔者预计，8月底，当小麦基本收购完毕，与小麦相关的食品价格将出现“惊险一跳”；10月底，当水稻和玉米收购完毕，与水稻和玉米相关的食品和饲料价格也将会呈现“惊险一跳”。正常涨幅当在30％～50％之间，如出现不正常情况，涨价会超出50％。

　　8月和10月的“惊险一跳”，不是笔者的胡思乱想。从理论上讲，这叫垄断性涨价；从实践看，去年就多次出现过“惊险一跳”。如食用油大涨价，牛奶大涨价，方便面大涨价，大豆大涨价，等等。不是一步一步慢慢涨，而是在收购农民手中原料后跳跃式涨价。

　　如果事实被笔者不幸言中，则“宏观调控”这一政策手段在某种程度上已沦为“官商勾结”的工具！

　　不如现在就提高粮食保护价

　　现在就提高粮食收购保护价，好处很多。一、粮食现在涨价，农民可以分享涨价的好处，有利于扩大内需和共同富裕；二、有利于扩大下季度粮食播种面积，促使农民增加对秋粮的投入，增加粮食产量；三、现在涨价有利于巩固“胡温新政”的成果，重新赢得农民拥护；四、现在涨价是主动涨价，比8月和10月的“惊险一跳”，安全得多，主动得多。

　　理由还可以说出很多，一条可以管总：欺负农民，不让农民分享农产品和食品涨价的好处，就不是好政策。所以，笔者建议立即提高新粮收购的保护价——在去年保护价基础上提高30％。即使这样做了，中国的粮价依然还是全世界的洼地。

历史上的两次通胀都不是由粮价上涨引起或推动的

　　也许有人会担心粮价恢复性上涨30％，将使CPI失控。这是缺乏依据的主观臆断。第一，粮食收购的保护价上涨30％，不等于市场上销售的大米和面粉等一定要上涨30％。以稻谷为例，稻谷收购价提高30％后为0.95元/斤，对应的大米价格应该以不超过 1.6元/斤为合理，而市场现在的大米均价已超过这个水平。第二，即使保护价提高30％，我国粮价依然还是世界上最低的。第三，现在猪肉价格是18元/公斤，肉粮的转换比率以1:4算（过去没有配方饲料时，4斤稻谷或小麦足够生产出1斤猪肉），对应的稻谷或玉米价格应该不低于4元/公斤，而粮食保护价提高 30％后，粮价还不到2元/公斤，因此并不必然推高猪肉价格或导致生猪生产下滑。或者说，假如在2元/公斤的粮食价格下养猪无利可图，绝对不是由粮价高造成的，而是另有原因。第四，历史上几次高通胀都不是粮价上涨引起或推动的。1988～1989年的通胀率为18％左右，当时粮价是被绝对管制的，通胀与粮价上涨无关。1990年前后，由于低粮价伤害农民，粮食定购价格突然上涨到0.24元/斤，上涨100％多，1990～1993年的物价反而出现较大幅度回落。1993～1995年出现第二次通胀，通胀率分别达到13.1%、24.1%和17.1%，同样不是因为粮食价格上涨引起的，而是在通胀出现后，粮价相对过低，严重伤害农民利益的情况下，1994年下半年才准许粮食价格上涨，1996年粮食收购价格达到高峰0.7元/斤，但1996年却出现了通胀转向通缩的现象。由此可见，历史上历次通胀不仅不是粮食价格上涨引起和推动的，反之每次通胀出现后，都是随着粮价补涨而转向稳定。

　　中国粮价一直都在管制状态，不可能出现由粮价过高引起的通胀，粮价上涨引发通胀只是主观误判。过低的粮价反而加剧了通胀的后果。低粮价导致农民收入减少，购买力下降，以至农村市场萎缩。通胀和农民购买力下降同时出现，两种严重后果不可避免：一是经济结构失衡，“工业产能过剩”；二是城乡发展失调，三农发展严重滞后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宏观调控不得不采取两项应对：一是强化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——给外资和海外消费者以超优惠政策；二是强化积极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。

　　这两项措施实施的后果是：一、导致中国经济走向外向依附型，甚至是“蜡烛型经济”——燃烧自己照亮别人；二、经济发展患上积极财政政策依赖症，为下一次更大危机埋下祸根。

　　建议领导人去河北大午集团考察

　　每一次农产品和食品连续大幅涨价，农民得不到涨价的好处，市民增加了沉重的负担，政府也伤痕累累。面对这一局面，笔者常常想起河北大午集团。

　　大午集团任何时候都敞开“收购”当地农民的粮油产品，但结算时间和方式由农民自己选择。这种民企合作模式既增加了农民收益，减少了农民的市场风险，也解决了大午集团发展资金的瓶颈难题，有利于市场稳定和社会稳定。

　　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很多问题，不是仅靠加息、提高准备金率、积极财政政策等经济手段就可以的。重要的是要重新定位政府与企业、政府与农民和市民、企业与农民和市民的关系。

　　建议中央政府领导人去河北大午集团考察，相信会有很多收获。